中國經濟增長已連續六季度回落，在二季度首次“破八”降至7．6％，并拖累上半年增速下滑至7．8％。一些智庫和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認為，這一調整是市場經濟運行中的正常現象，它有利于激發中國社會的憂患意識，推動變革，確保中長期經濟發展目標的落實。

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所所長汪同三說，這一輪經濟增速回落主要由外部原因造成，與美國的消費乏力和失業率居高不下有著密切關系，更是美國金融危機與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雙重效應疊加的結果。

他說：“中國經濟的下行壓力與世界經濟的整體運行趨勢相一致，同其他新興經濟體和金磚國家相比，中國經濟的增速依然處在較高水平。除非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形勢發生劇烈變化，否則實現今年7．5％的經濟增長目標沒有大的問題，談‘硬著陸’就更為時太早了。”

由于歐洲金融和銀行業危機日益惡化、美國經濟復蘇緩慢，亞洲開發銀行12日將中國和印度今年的經濟增長預期分別下調至8．2％和6．5％，東南亞國家經濟體增速預期保持在5．2％的水平。

汪同三說，中國在“十二五”期間的年均經濟增長目標為7％。從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今年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來看，中國的決策者已充分考慮到不可控因素的影響。要實現保增長的短期目標，中國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均有很大的操作空間。

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中國實施一攬子經濟刺激方案，次年全國財政赤字規模為9500億元，占GDP比重的3％。今年，財政預算赤字為8000億元，占GDP的1．5％。當時的存款準備金在17．5％左右，現在的存款準備金率是20％，一年期存款利率目前為3％，當時是2．1％左右。

“兩相對比，即使財政政策保持不動，僅通過貨幣政策中國經濟就有很大的調整空間，因此不用發慌。2008年的美國金融危機更像是一個急性病，中國經濟發燒發得很厲害，所以要重拳出擊。現在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是慢性病，把中國經濟變得不溫不火，對治策略上因此也要更從容。”汪同三說。

他認為，要保持從容就必須抓住伴隨增速放緩而出現的機遇。“經濟增速高的時候，人們往往忽略了轉變增長方式的重要性，但是在經濟增速回落時就會更有動力和憂患意識，在外部壓力和內部動力的雙重作用下，更加注重結構調整。這對中長期發展還是有好處的。”

亞洲開發銀行中國代表處高級經濟學家莊健認為，要兼顧保增長與調結構的目標，中國必須妥善發揮好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由于外部需求疲軟，國內消費刺激又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投資作為帶動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之一在當前的發展階段依然會對中國經濟發揮主要作用，但關鍵是要處理好“調結構”的問題。

溫家寶總理本周在與專家和企業負責人召開經濟形勢座談會時也作出了“穩增長的政策措施包括促進消費、出口多元化等，但當前重要的是促進投資的合理增長”的判斷，提出“在促進投資當中，非常緊要的是要注重投向、注重結構、注重質量和效益，要有利于改善民生、有利于科學發展”。

莊健說，這一判斷表明中國的決策者對當前的形勢保持了冷靜的思考。“經濟下滑不一定是壞事，即使低于7．5％又怎么樣？關鍵是看增長是否伴隨結構調整，是否能對中長期的穩定發展有所推動。”他說。

專家建議政府引導投資進入比較薄弱的領域，比如農村基礎設施和水利，以確保中長期糧食生產和現代化農業的發展，以及城市基礎設施，包括公交、污水處理等領域。在產業結構上，應避免投資重化工業的老路，加大對教育、衛生、醫療和現代服務行業的投入。政府還應適時推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因為刺激消費的根本動力就在于收入增長。

此外，政府職能轉變也是關系到結構調整的重要方面。汪同三說：“繁榮、蕭條、衰退、復蘇是經濟發展的正常周期，因此經濟增速放緩并不可怕，關鍵是要抓住不同階段的發展機遇。當經濟增速放緩時就要在資產重組、設備更新和技術進步中推行優勝劣汰，而政府要做的就是尊重市場規律而不是通過行政手段去保去壓。”

莊健也認為，如果政府干預過多，經濟結構調整的阻礙就會增加，基礎的供求關系應該讓市場發生更大的作用，政府要更多參與到規劃制定上面，為企業提供服務，加強制度建設。此外，小微企業與民營資本的發展對結構調整非常重要。沒有私營企業的參與，結構調整就很難有大的變化。

目前國務院各部門已發布20多個旨在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新36條”實施細則。溫家寶在經濟形勢座談會上強調要抓好落實，尤其要在鐵路、市政、能源、電信、衛生、教育等領域抓緊做幾件看得見、鼓舞人心的實事，以提振投資者信心。

“要避免將這些實施細則變成文件匯編，就必須提高政策的可操作性，使私營部門獲益，真正進入到壟斷行業。”莊健說，要穩步推進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就必須在穩增長中思考長遠問題。如果沒有大的頂層設計，僅僅靠零打碎敲，那很難起到什么效果。由于中國的人口結構在變化，廉價勞動力的優勢在削弱，一些改革措施如果不及時跟進，就會陷于被動，今后五年將非常非常關鍵。

來源：新華網  編輯：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