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新立：經濟學家。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現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中國工業經濟學會會長。長期從事宏觀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研究，參加了包括十六屆三中全會《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十六屆五中全會《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十六屆六中全會《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十七大報告以及十七屆三中全會關于農村改革的決定等重要文件的起草。

去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速呈現逐級緩慢下降態勢。這一原本經濟發展中的平常之事，卻引起國內外經濟界的廣泛議論。有外國專家聲稱：“中國經濟到2013年就要硬著陸了。”也有國內的學者表示：“中國快速增長期即將結束，中速增長期將要到來。”對此論調，鄭新立教授表示堅決反對。他還大膽提出：“中國的快速增長期至少還可以再保持20年。中國經濟未來20年有五大潛力，足以支持國民經濟保持一個平穩較快的增長速度。”

中國經濟的車輪已快速奔跑了30年，如何再繼續保持20年較快增長？這本經濟大賬究竟該怎樣算？中國經濟的潛力到底蘊藏在哪里？帶著這些問題，記者走近鄭新立教授。

潛力之1

需求的潛力——“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的任務遠未完成”

[背景]歷史上我國居民消費率最高的時候曾經超過50%，如果把居民消費率從2010年的33.8%，在“十二五”時期提升10個百分點，意味著每年在GDP這個大蛋糕里拿出10個百分點讓老百姓消費，預計“十二五”期間平均每年可以增加5萬億元商品和服務讓老百姓消費。

記者：“中國快速增長期遠未結束”，您做此判斷的依據是什么？增長的最大潛力在哪里？

鄭新立：首要的潛力是需求潛力，分為投資需求潛力和消費需求潛力。

就投資需求潛力而言，主要指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的任務都沒有完成。去年我國城市化率超過50%，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城市化進程標志性節點。但是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城市化率到70%才能穩定下來。如果以1年城市化率提高1個百分點計算，那么至少今后20年還處在工業化、城市化快速推進的過程中。每增加1個城市人口，平均起來需要的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就要10萬元，如果加上公共服務投資，需求量就更大。1年增加1個百分點就是1300萬人，就是1.3萬億元的城市基礎設施投資需求。所以，在城市化還沒有完成之前，城市化所帶來的需求將是支撐未來20年中國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最大潛力所在。

從消費潛力來看，2010年我國的投資率創造了新紀錄，達到48.6%；最終消費率下降到47.4%，創造了歷史的最低點。投資率第一次高于最終消費率，在世界上也是絕無僅有的。居民消費率下降到33.8%，意味著近一半的GDP用于擴大再生產，1/3用于老百姓消費，這樣的結構扭曲不可能良性循環，必然帶來生產能力的嚴重過剩。

如果不斷增加投資卻沒有人消費，加上國際貿易磨擦，產品出不去了，生產能力閑下來，產品的價值也就無從實現。

所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首要轉變就是調整需求結構，擴大消費。如果居民消費率沒有大幅提升，轉變發展方式就是一句空話，未來20年的平穩較快增長也不可能實現。要通過調整收入分配結構提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使他們有錢買東西，提高他們的支付能力，讓大家買房子買汽車買家電，出去旅游，子女接受較好的教育……這樣經濟才能活起來，經濟發展才有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