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可投資金融資產超過600萬元人民幣；他們的年齡在40至50歲之間；他們大多是企業主或高級主管；他們對財富的要求是保值和增值。在金融投資機構眼中，他們叫“高凈值人士”，在普通百姓看來，他們是“中國內地的富人”。來自中資銀行和咨詢公司的調查顯示，2012年北京、江蘇、上海、浙江、廣東的高凈值家庭超過10萬戶，占全國高凈值家庭40%以上，2015年中國內地的高凈值人士將達到200萬人。

這些“中國富人”樂于在海外配置資產，美洲、澳洲、歐洲，但無論是哪里，香港都是他們投資過程中不能忽視的一環。

借香港“出海”

從2004年開始，供職于歐洲一家私人銀行的小米(化名)就拎著行李，奔波在香港的亞洲總部和中國內地之間，上海和北京到處有客戶要見。她不能透露客戶信息，但她并不否認，要通過自己所在的私人銀行理財，客戶須跨得過一道很高的財富門檻。“他們都是上市公司的老板，在海外留有大筆資產。”小米對本報記者說，“內地任何一只基金都沒有我手里可支配的錢多。”

“什么是你為客戶賺錢最快的方式？”“當然是股票。”小米說。“客戶為什么選擇你們？”“我們在香港操作，香港的金融環境開放，資金流動自由，你可以向海外做任何想要的投資，內地客戶和我們之間又沒有語言障礙和時差，溝通方便。”

“中國富人”偏好在海外配置資產，更不拒絕財富繼續快速成長。香港金融業連通中西。以香港為依托，投資全球，是高凈值人士的重要選擇。

有報告進一步顯示，香港、美國和加拿大是高凈值人士海外資產配置的主要目的地，占高凈值人士海外資產總量的60%。其中，香港以緊鄰內地、語言互通等諸多優勢，擊敗美國和加拿大位居第一。小米根據多年工作經驗認為：“資金一旦到了香港，就留下了。”

實打實的收益

香港經濟環境的便利和開放對投資者也是吸引。孫先生看重的就是這些。他是深圳的珠寶商，早年投資移民香港，開了一間珠寶行。用他的話來說，“虛頭八腦”的金融不能讓他興奮，他要的是實打實的收益。

孫先生說，在香港企業一般只繳納利得稅，稅率低至16.5%，且有多種合理避稅途徑，對他做生意有利；但在內地，公司要繳付25%企業所得稅，具體到珠寶行業，還有額外的稅種需要應付。簽證優勢對他也“特別重要”。“移民以后，我拿著特區護照商務出行方便很多。100多個國家對香港免簽，再也不用操心簽證的事情了。”孫先生說。

香港樓市準入相對自由，加上不動產看得見摸得著，也吸引尋求資產保值的投資客前往置業。前些年，內蒙古煤炭產業走盛，陡然冒出一大批富翁，劉韜(化名)就是其中一個，身家以億計。他看好香港“總部基地，一房難求”，大膽到香港買下了寫字樓，著實賺了不少錢。

另一種聲音

香港的誘惑固然大，但并非所有高凈值人士都勇于把資產投向這座自由港。

和劉韜一樣，徐女士也來自內蒙古，因為投資煤炭賺了第一桶金。不過目前她沒有一點兒香港投資的念頭。“香港是外向型經濟，受國際經濟形勢影響太大。”她對記者說：“我更看好內地市場。”這樣的想法在自己的圈子里很普遍。

徐女士分析，之所以這樣，還有就是他們多以經營能源等實業起家。“香港可投資的實業不多，發達的還是金融業。我們真的不懂金融，不懂就不想做了。就算我們保守吧。”她總結，圈子里的人對投資香港是“謹慎關注多于大膽行動”。

還有一位做能源起家的山西投資者向記者表示，香港的營商環境讓他難以習慣。“內地的經濟環境和規則的確不夠嚴謹，但我習慣了。香港的監管嚴格、制度透明，說實話，我還真不適應。”

香港遏制投資過熱的政策也令部分投資客放慢腳步。這幾年，特區政府為抑制熱錢流入，將購置房產剔出投資移民條件，大幅提高投資移民資金門檻到1000萬港元，并通過限購、提高或增加稅賦打擊炒樓，將部分進行海外配置的資產擋在門外。目前，上述政策存在檢討和變動的可能，不少人持資觀望。

高凈值人士術業有專攻，對其中一部分人而言，香港橫跨中西市場、經濟制度發達是吸引所在，卻也讓另一部分人猶豫不前。中國經濟向前發展，與國際接軌是不變的方向，無論如何，香港作為海外資產配置目的地，香港先進的經濟管理經驗，都是不容忽視的一環。因此，即便是徐女士那樣的保守者，目前不敢大膽行動，但也并未放棄對香港的“謹慎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