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被動保護為主動保護

目前，從各地打擊盜獵野生動物的案例來看，監管執法部門破獲的案件大多發生在運輸、銷售環節。這些案件雖然能發揮警示威懾作用，但往往是被動保護，查獲收繳的一般為野生動物凍體，活體較少。

本刊記者采訪了解到，盜獵野生動物事件之所以難以“早發現”、“早制止”，在一定程度上和廣大群眾缺乏保護的積極性有關。

資溪縣馬頭山鎮黨委書記李旺仁告訴記者，當地農民經常反映水稻、紅薯、竹筍等被野豬、野兔破壞。去年，一名養殖戶在山上放養了1萬只竹林雞，結果只剩下不到5000只。還有一名村民養了50多只山羊，沒過多久就被云豹等野生動物吃了十幾只。而當地的葡萄基地，大量的葡萄被鳥兒吃掉。而湖南洞庭湖周邊地區，“飛鳥奪食”的現象也比較突出，農民種植的小麥和蔬菜，常常被越冬候鳥破壞。

《野生動物保護法》規定被野生動物破壞的農作物由地方政府來賠償，但具體是哪一級地方政府來賠償沒有明確，結果賠償往往無法兌現。因此，一些林區的群眾甚至把部分野生動物視為有害動物，對相關盜獵行為自然也視而不見。

對此，多名野生動物保護專家認為，只有調動群眾參與保護的積極性，才能真正變被動保護為主動保護。

一方面要在林區成立野生動植物保護民間團體，吸納當地群眾參加，并根據保護的成效由政府給予一定的資助；另一方面要盡快落實被野生動物所破壞農作物進行賠償的政策，同時提高公益林補償標準，讓群眾的利益受到保護。

例如，國家林業局昆明勘察設計院專家組測算，廣西金秀瑤族自治縣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年價值量高達28.8億元。但金秀瑤族自治縣林業局相關負責人介紹，國家林業部門給予金秀縣珠江上游水源林區作為公益林保護的補償仍然是2006年確定的每畝10元，遠遠無法滿足當地林農日常生活需要。

不過，相比較提高中西部地區公益林補償標準，江西生態學會秘書長戴年華則更希望國家通過政策支持，把生態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讓干部群眾從生態保護中受益。

“我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現在提出生態文明戰略恰逢其時。”他認為，宜從國家層面劃分功能分區、優化國土空間布局，在一些生態環境好的地區，可推動富民的旅游產業發展，讓廣大群眾受益。

“要加強前沿生態科技研究，通過生態利用的方式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實現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雙贏。”廣西海洋環境與濱海濕地研究中心專家范航清最后表示。(《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沈洋 劉彬 史衛燕 閆祥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