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生部日前就《加強公立醫院廉潔風險防控》征求意見,規定“患者入院時進行醫生不收‘紅包’、患者不送‘紅包’雙向簽字,協議書納入病案管理”。此舉引發社會熱議,一紙協議能否根治屢禁不止的“紅包”痼疾?“紅包”現象,患者有怨言卻要送,醫生不情愿卻在收,到底何時才能跳出這一怪圈?

“紅包”原本在桌下,桌面簽字無意義?

對于衛生部此舉,中華醫學會黨委書記饒克勤說,用明文規定告訴患者和醫生,送“紅包”和收“紅包”都是不可取的,對于規范醫療行業從業人員行為是必要的。

然而,北京市人大代表、隆安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強磊表示,約定雖可起到震懾和警示作用,但實際意義不大。“紅包”本身就是暗箱操作的,怎么會寫在書面上呢,這是道德問題,應該靠良心去做。“桌上簽協議,只是走形式而已。”

記者在北京、深圳等地采訪了一些醫生,他們表示,中國是人情社會,人們習慣了辦事給人家一些好處,實際上很少有醫生主動向病人索要“紅包”,病人大都是自愿的,因此這與違法犯罪是兩回事。

中華醫學會肝病學會分會主任委員、北京友誼醫院肝病中心主任賈繼東則認為,患者發自內心尊重醫生的醫術、醫德、人品表達感激送“紅包”的數量不會太多。更多的患者是“從眾心理,不送‘紅包’不放心,怕不送得不到好的服務”。另外一種可能是,患者想得到額外更好地服務,比如提前住院、提前手術等。

來自山東省的陳峰對記者說,去年他父親患心臟病住院手術治療,有朋友提醒一定要給醫生送‘紅包’,否則不好好給治。陳峰不好意思地趁醫生一個人在屋時,塞了2000元的信封在醫生口袋里,也給住院處的護士長送了同樣的數額。

“還好我送了。”陳峰后來發現和他父親同病房的其他人也送了。“因為醫生到底會不會認真手術和治療,患者沒法檢驗。”陳峰說。

服務不好、醫生待遇低,豈能靠“紅包”解決?

記者在醫院采訪時,有醫生表示,醫生是個高風險、高門檻、高強度的工作,收入并不高,“紅包”是勞動價值的扭曲體現。

賈繼東認為,醫生的勞務價值沒得到體現確實是問題,要改革,但是不能通過收“紅包”來改。如果依靠收“紅包”彌補勞務價值不足的損失,無異于飲鴆止渴。“醫生收‘紅包’本身就是不合法的行為,而且還有損醫生的尊嚴。”

如果對醫生不能依靠政策規定獲得體面的收入,用“紅包”形式提高收入,最直接的是損壞了醫患關系。“如果有患者治療效果不理想,他可能會想,我為什么沒有得到好的治療,因為我沒有送錢,或者說送的不夠多。”賈繼東說。

解決醫生勞務價值不能得到體現的問題,必須靠政策解決。比如現在醫藥分開,增設醫事服務費就是往這方面走的一步。“醫生不是不能談錢,關鍵是要靠自己的知識、技術、勞動合法、公正、體面地取得應有的報酬和地位。”

有人擔心自己不送紅包就可能得不到好的服務?賈繼東說,主要是因為醫患間缺乏信任。醫院的運營體制存在問題,非營利性醫院客觀上存在趨利性,醫院自身的運營、發展全靠自己去掙錢。而醫院自己掙錢的來源主要不是靠技術,而是靠賣藥和檢查費用,因此過渡用藥和檢查一定程度上存在。目前,醫藥分開的改革就是要革除這一痼疾。

有醫生說:“現在是不拿‘紅包’的都很清貧,拿‘紅包’的活得反而很滋潤,這樣下去很可怕。”賈繼東認為,在當前這個體制下,醫術越高超,醫德越高尚,掙錢越少的問題確實存在。

國務院醫改專家咨詢委委員、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劉國恩說,患者找不到好的醫生,或者做一個手術要等很久,因此送“紅包”成了解決稀缺資源的手段。盡管“紅包”確實起到了補償醫生收入的作用,但醫生待遇問題不應該通過“紅包”來解決。

桌上協議與桌下改革并舉,杜絕“紅包”或可期

多位專家表示,必須從制度上保證醫生不收“紅包”,有更高的合法收入,拿“紅包”的醫生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強磊等一些法律界人士指出,醫務人員收紅包,相當于利用職務之便收受賄賂,觸犯了刑法,是犯罪行為;送紅包也是行賄行為;如果有醫務人員表現出“不給紅包就不好好手術”的態度,就是罪上加罪,變成“索賄”。

但實際上,在司法實踐中,很少有醫生因為收受“紅包”被追究法律責任的,即便被查處,也至多是做違紀處理。許多地方出臺了規定,一旦發現醫生收受紅包將予以開除,但業內人士表示,收“紅包”較多的基本都是醫院業務骨干,醫院怎么可能開除這些人呢?所以很多“禁令”最終淪為一紙空文。

賈繼東、北京兒童醫院血液病中心主任醫師鄭胡鏞等認為,僅僅是原則性的規定缺乏約束力,行之有效的是嚴格的法律約束和監管機制。在歐美等法律體系發達的國家,醫生和律師、教師等都是高社會責任的職業,對這些職業的監督體系非常敏銳,一旦發現違規行為,嚴格處罰,才能起到震懾作用。

鄭胡鏞認為,調整現行的醫生收入體系,正確評價醫生的勞動價值是解決醫生“收紅包”和根除醫療領域商業賄賂的關鍵所在。賈繼東等醫務人員認為,政府在進行制度安排時,必須充分考慮醫生的收入,保證醫生在接診某個具體病人時,在具體的醫療行為時,不一味地想自己的收入。這才是合理的制度安排。

賈繼東、劉國恩認為,從更深層次來看,還是需要解決醫療供給不足的問題。衛生部門要想辦法開放醫療市場,解放醫生,為其提供有效的平臺,同時引入社會力量,加大醫療服務供給量。

還有專家指出,除了醫療系統內部的改革外,還需要社會大環境的改善。

來源：新華網   編輯：許銀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