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革命與世界革命之關系
自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形式－－帝國主義，它直接的或間接的支配了全世界之經濟，全世界之經濟成了整個的，因此全世界的革命運動也成了整個的。全世界各民族的經濟發展程度不同，革命的性質亦因之各異，在歐美資本制度發達的國家，遂形成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運動，在東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家遂形成多階級的民族革命運動。這兩種革命之性質雖然不同，而革命之目的都有一共同點，即推翻資本帝國主義；前者成功固然影響于后者，后者勝利亦有助于前者，兩種革命運動都含有世界性，這兩種革命運動匯合起來，才是整個的世界革命。因此，東方殖民地之無產階級都應該不遲疑地參加各本國之民族革命運動。
（二）無產階級在民族革命運動中之目的及特性－－世界性與階級性
可是這里有一個重要問題，便是東方無產階級固然應該參加民族革命運動，而無產階級對于民族革命之目的與地位與他階級卻不相同。第一，各階級的民族運動，各依照他自己階級利益而進行，封建階級號召民族運動是為了他民族侵犯貴族的威嚴與領土，資產階級號召民族運動是為了他們的產業發展和他民族起了競爭，而無產階級乃是為了推翻一切民族中資產階級的資本帝國主義而參加民族運動。第二，無產階級參加民族運動是為了推翻全世界資本帝國主義之壓迫，推翻外國的資本主義，同時也反對本國的資本主義，并且要由民族革命引導到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這種世界革命性的民族運動，只可稱為民族解放運動，決不是什么民族主義的運動。封建階級及資產階級的民族運動，乃立腳在一民族的一國家的利益上面，其實還是立腳在他們自己階級的利益上面，他們這種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民族運動，包含著兩個意義：一是反抗帝國主義的他民族侵略自己的民族，一是以對外擁護民族利益的名義壓迫本國無產階級，并且以擁護自己民族光榮的名義壓迫較弱小的民族，例如土耳其以大土耳其主義壓迫其境內各小民族，中國以大中華民族口號同化蒙、藏等藩屬；前者固含有世界革命性，后者乃是世界革命運動中之反動行為。
因此，無產階級的政黨應該知道無產階級參加民族運動，不是附屬資產階級而參加，乃以自己階級獨立的地位與目的而參加，如此無產階級在參加民族運動中，方不致失其特性－－階級性與世界性。現代的民族解放運動，和原始的籠統的民族排外不同，被壓迫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和壓迫國的階級解放運動有密切的關系，所以孤獨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已經不是適宜于現代民族解放運動的工具了。各被壓迫國的封建階級及資產階級初亦利用工人、農民，但運動發展到決定勝負時，他們往往欺騙無產階級而與敵人妥協，使民族解放運動不能到底；所以民族運動必須得無產階級有力的參加，才能防止其妥協，民族爭斗的力量之發展，恒依無產階級及農民等一切勞動群眾階級爭斗的力量之發展為正比例，不但在推翻外國帝國主義的爭斗中，須依靠無產階級及農民等一切勞動群眾之努力，即此等爭斗得著勝利，亦須無產階級及農民等一切勞動群眾有他們強固的階級組織及其政黨，才能夠保障革命的勝利，并抵抗新的反動勢力，進行自己階級的革命。
（三）中國各社會階級在民族運動中的趨向－－無產階級之領導地位
在半殖民地的中國，他目前趨向一個民族革命及其各階級在此革命運動中的關系，和別的經濟落后民族都不會有很大的不同。
中國資產階級的民族運動，雖然有了多年歷史，總不能逃出妥協而流產的運命，這是因為前此中國無產階級的力量還未發展到參加此運動的緣故。現在中國的無產階級已開始參加此運動，并在許多實際運動中，已露出階級的分化，不但使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加了新的力量，并且使中國民族革命運動有了新的意義。
自資本帝國主義侵入中國，日甚一日，中國的農業、手工業的經濟之破壞，遂日甚一日，同時為外國資本主義輸入制造品輸出原料的商業之畸形的發展，亦日甚一日，因此國內大商人買辦階級，遂一日強大一日。這班大商買辦階級，不但支配了對外商業及國內商業，并有了一萬五千萬以上的銀行資本，有了許多礦山及交通企業，并且插足到工廠工業。他們的經濟基礎，大部分是依賴外國資本主義之侵入（外貨外資），另一部分是勾結軍閥政府，以重利盤剝國家，掠奪平民，他們對于軍閥戰爭損害商業固然也表示反對，然而他們決不愿協同平民起來向軍閥進攻，他們只想借助外力抑制軍閥，使他們自己取得若干政權；他們尤希望利用此政權，勾結外資，用開發中國實業的名義，以圖自利。在將來，這班大商買辦階級勾結資本帝國主義，斷送中國國民經濟命脈（鐵路、礦山、輕重各種工業）之危險，比此時的軍閥還要厲害。在我們的民族運動經驗中，尤其在廣東，這班大商買辦階級，完全是帝國主義之工具，他們和剝削農民的地主階級還沒有利害的沖突，且有聯合壓迫農、工、平民民族運動之傾向，他們（買辦階級及地主階級）都是中國資產階級之反革命派。
新興的工業（紡織業、面粉業、火柴業等）資產階級，在其發展阻礙上已有民族競爭的必要，然而也正因外國帝國主義阻礙其發展，現在還在由買辦官僚的資產階級到民族的工業資產階級之過程中，所以還不能參加民族革命運動。因外貨侵入而瀕于破產的小商人、手工業主，尤其是生活不安的知識階級，都希望有一個民族德謨克拉西的革命；游民無產階級（兵匪、秘密會黨等）多出于破產的農民及手工業者，如果能在無產階級指導之下，在民族革命運動中，也有相當的作用。
中國地主重租和軍閥戰爭、官廳苛稅及外貨侵入之影響，已使占中國全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參加農民運動，例如湖南、廣東、陜西的農民運動，已表示他們是中國革命運動中的重要成分，并且他們因利害關系，天然是工人階級之同盟者。
由中國社會各階級現狀也可以看出越是上層階級越富于妥協性。最受壓迫而最有集合力的無產階級是最有革命性的階級。現在中國無產階級在客觀上的力量雖還幼稚，而他們革命的要求及決戰的心理，在最近中國民族運動中，已站在最前進的地位。中國為全世界帝國主義者決死必爭之市場；帝國主義者當中的競爭，固然有時給中國民族運動進展的機會，同時也正因他們的競爭，使他們更要爭相勾結中國富于妥協性的上層階級，甚至愚弄上層階級的民族革命派，做他們的工具，因此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必須最革命的無產階級有力的參加，并且取得領導的地位，才能夠得到勝利。
南方政府所在的廣東，不但是民族革命之根據地，并且已經是無產階級最重要的工作地，因為近來廣東的農民與地主之爭斗，工人與大商買辦階級之爭斗，小商人與軍閥之爭斗，都很明顯。在這些爭斗中，如沙面罷市及商團事件，都表現出民族爭斗和階級爭斗兩個意義，一方面是帝國主義者、軍閥、地主、買辦階級，一方面是工人、農民、急進的學生，這樣對壘的形式，在商團事件中，尤表現得十分明顯，并可以說：這就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普遍的形式。
直系軍閥倒后，英美帝國主義者、日本帝國主義者受一大打擊，同時中國的軍閥已在分裂崩潰的途中，因此，人民中民族德謨克拉西運動漸漸起來，雖然還幼稚，而要求國民會議的呼聲已普遍全國，參加此運動的是工人、農民、學生、中小商人及自由職業者，大商買辦階級及工業資本家，只向軍閥政府請求加入國民會議，而不愿與下層階級合作參加此促成運動；并且他們和軍閥都已感覺得下層階級，尤其是無產階級，起來對于他們的危險，而謀有以抑壓之。因此，中國民族德謨克拉西運動之發展，當與工人、農民及城市中小資產階級普遍的參加為正比例。
（四）中國共產黨對于民族革命運動政策之經過及其左傾右傾之錯誤
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全國大會（一九二二年），已經決定中國無產階級應該參加民族革命運動并贊助中國國民黨，提出的口號是：“民主的聯合戰線”“推翻帝國主義推翻軍閥”。在此大會后，共產國際派代表向中國黨提議：中國同志們應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使民主革命的聯合戰線更進一步實現，使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加速的進行。當時黨中雖尊重國際的提議，而大多數同志只贊成民主革命的聯合戰線，對于加入國民黨的組織十分懷疑。因此，在實際上，國際的提議未曾實行。
到了第三次全國大會（一九二三年），才重新正式決定本黨同志們有加入國民黨的必要，又決定擴大國民黨的組織于全國并到勞動群眾中。當時黨中已無人反對加入國民黨及擴大國民黨的組織，惟有大部分同志反對在勞動群眾中發展國民黨的組織，主張工人應該在自己的政黨旗幟之下參加民族革命，若加入資產階級性的國民黨組織，便不免有混亂無產階級思想的危險。第三次全國大會后，國民黨因我們同志積極參加之努力，實現了改組大會，思想上組織上都有了顯著的進步。國民黨改組大會（一九二四年正月）后，我們的同志大半都加入了國民黨，因此，在農民、工人中，并且在軍事上得了許多實際工作的機會及能夠公開的做反帝國主義運動。同時因為接觸了實際工作，黨的幼稚也暴露出來了：大部分同志們疏忽了第三次全國大會“我們以國民運動為中心工作并同時發展我們黨的組織及國民運動中擁護勞動階級利益的宣傳”及“防止國民黨妥協政策”之決定，現出了左傾或右傾的錯誤。左傾的錯誤，是主張繼續做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及無產階級專政的宣傳，反對加入國民黨，甚至反對參加國民革命，以為這是和資產階級妥協，使我們的黨變成黃色。右傾的錯誤比左傾的錯誤更危險，而且更普遍：（一）以為我們既然以國民運動為中心工作，便應集全力于國民黨的工作，不必同時進行我們黨的工作，這種錯誤，以實際工作中得力的同志為尤甚；（二）以為我們既然加入多階級的國民黨做國民運動，便只好采取勞資調協的政策，不便鼓動階級爭斗，懷這種錯誤觀念的，只是少數由國民黨加入本黨的同志；（三）以為我們應該幫助整個的國民黨，不必助長左右派之分裂。本黨擴大執行委員會（一九二四年五月）將這些錯誤，都指摘出來，并指出“我們幫助國民黨組織上的滲入產業無產階級”之危險。這些錯誤與危險，不但現在仍舊存在，即不存在而將來也再會發生，所以指出我們在民族運動中錯誤的傾向，確定無產階級在民族運動中的地位與目的，是此次全國大會重要的職務。
我們參加民族運動，是為了全民族的解放，并且為了無產階級自己的利益，決不是為了資產階級的利益，若是忘了無產階級的經濟組織及黨的工作，若是忘了民族運動中無產階級的經濟爭斗，若是忘了無產階級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階級革命之準備，而沉溺在資產階級性的民族德謨克拉西運動中，便遺無產階級以不容易挽救的大害，并且足以減少民族運動之革命性。這些右傾的危險，我們的同志應該時刻警戒在心。
在另一方面也要提防左傾的錯誤，如反對無產階級參加民族運動，這個錯誤，是顯而易見的；又或斷定中國民族革命只有無產階級自己擔任，他階級沒有參加的可能，及其成功便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或接著即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第一，中國民族革命有兩個特點：他是繼續或完成辛亥革命，這個革命的內容是反對封建的經濟關系，反對封建的軍閥政治（如督軍制，雇傭軍隊制，政權分裂，農民屈伏于官紳，人民無法律的保護）；同時，中國民族運動是反對國際帝國主義，因為他是中國革命不能成功之重要原因，他在政治上、經濟上繼續的奴隸中國（強迫實行不平等條約，支配中國對外貿易，事實上管理中國交通，剝削中國勞動力，外僑享受種種特權，軍隊軍艦駐在中國為其外交的后援，設立教育機關、教學及新聞愚弄中國人民）。因此，中國民族革命性，是由這兩個特點決定的，在歷史上說：是一個資產階級性的德謨克拉西革命，在政治上是含有社會革命的種子，因為中國民族革命特點之一是反對世界資本帝國主義，所以他的革命運動，是和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推翻世界資本主義建設共產主義運動相聯結的，由此一點看來，中國民族革命運動是十月革命后廣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第二，民族革命勝利后，能否接著就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是否必須經過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必得無產階級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階級的革命準備至何種程度及那時的社會的客觀條件定之，那時的世界政治狀況也有很大的影響。第三，若要民族革命運動得到較徹底的勝利，固然需要最革命的無產階級站在領導地位，同時這領導階級也要能夠抓住被壓迫的各社會階級的力量，向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及其工具（國內軍閥及地主買辦階級）－－作戰，才免得處在孤立地位，這是一個重要問題。
（五）我們與國民黨及其他黨派之關系
國民黨自改組大會以后，左右派之分化已成事實，在沙面罷工，在商團事件，在江浙戰爭中，兩派中間都發生了劇烈的沖突。左派的成分是工人、農民及知識階級的急進分子；右派的成分是軍人、官僚、政客、資本家，他們在廣東已和大商買辦階級及地主階級合作，壓迫農民、工人，他們不但反對我們及國民黨左派，并且反對立在我們和他們中間的國民黨中派，公然攻擊我們及國民黨左派中派反帝國主義之失策，并附和實行共產之謠傳壓迫左派及中派。國民黨中派，是些小資產階級知識階級中革命分子，他們在數量上雖不甚重要卻站在國民黨領袖地位，他們總是立在我們和右派之間，操縱取利。在我們黨的擴大會議后，我們開始披露右派的錯誤，以抵御其進攻，同時并指摘中派之游移。自此右派不但攻擊我們，甚至利用帝國主義者陷害我們，或聯合社會上我們所有的反對派和我們對抗，他們承認帝國主義者及軍閥還不是他們的敵人，只有中國共產黨是他們的敵人。中派的領袖們，因為受了我們的指摘，頗想引用右派排擠我們，然他們自知其力量不及右派，在種種實際利害上，又不得不和我們有相當的聯合，以發展己派的力量。數年以來我們和國民黨合作的經驗，及本案決定我們在民族運動中的地位與目的，我們在國民黨中的工作，已經進入一個新時期，而工作的方針，亦應有下列幾項新的決定：
（1）國民黨的分子包含有資產階級、知識階級及工人、農民階級，在群眾中他們有造成階級調和觀念之危險，因此，我們在國民黨中工作，對于各種運動，須努力保存階級爭斗的成分。
（2）我們固然承認國民黨是中國民族運動中一個重要工具，然亦僅僅是一個重要工具，而不是中國民族運動之全部；因此，我們在國民黨內各級黨部，并且要在國民黨外各社會團體宣傳：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政治，反對帝國主義工具之買辦階級，擁護工人、農民、一切勞苦群眾之利益，指摘國民黨中及民族運動中的右派和帝國主義妥協和反動的軍閥妥協和買辦地主階級妥協及壓迫農工一切勞動平民的每個反革命事實，并暴露國民黨中派游移態度。
（3）我們應當在思想上、組織上、尤其是在民眾宣傳上擴大國民黨的左派；對于國民黨中派領袖及一切左右派間游移分子，應該在具體事實上，糾正其右傾政策之錯誤，使之明了右派行為違反了革命主義，使之離開右派，從事不妥協的爭斗。當中派結合左派不妥協的革命時，我們應協同農民群眾贊助他們，但同時必須在農工群眾中解釋民族爭斗與階級爭斗之不同。
（4）我們固然要幫助國民黨在實際運動上在組織上發展，同時也不可忘了在國民黨中的爭斗：反帝國主義的政治爭斗，農工階級的經濟爭斗。消極的阻其發展，以避免爭斗是不對的，應該積極的助其發展，即在此發展過程中，努力加緊我們的爭斗，使其行向革命。凡是國民黨政權所及之地，我們的黨即應做公開的活動，每個政治問題發生，須將我們黨的主張在民眾中發表；對于國民黨政治上妥協政策，尤其是不利于工人、農民的行動，我們必須暴露其錯誤，號召工人、農民群眾起來反抗。
（5）我們固然應該要求國民黨要援助工人、農民的組織并擁護其利益，但同時須使國民黨明了工人、農民自己的職業組織應該獨立，而不可與政黨的組織紊亂，更應使國民黨明了工人、農民自己有了強固的組織，才更有力量幫助國民黨的革命運動，整個的工人、農民組織加入革命運動，比工人、農民個人加入國民黨的組織尤為重要。今后我們的黨員及在我們指導之下無黨的產業工人，必須有工作上的需要才加入國民黨。
（6）完全在我們同志指導之下的國民黨各級黨部應該努力宣傳黨員群眾，使他們都有明確的左傾觀念，才算是整個的左派結合。單靠感情的聯絡，或只黨部領袖是左派分子，那是不夠的。
我們對于其他的小資產階級的黨派，只要他們有民族運動的政綱與行動，在每個實際運動中，我們也應該和他們有相當的合作；但同時須向他們披露他們反動或改良的行動，并吸收他們中間的急進分子。（實習編輯：魏晉）
